工业时代里，召之即来的时间灵活性职业通常具有更高的职业地位，而职业地位较低的员工通常有更严格的时间限制用说时间的方式来说人生，更具体地讲，用说钟点的方式说人生，这是工业时代的社会文化。
“八小时以外”表示私人生活，“朝九晚五”表示规律性的职业生活，是现代社会的公共知识。了解得多一些，我们知道“八小时”是社会政治运动的产物，它是一种制度安排。琢磨得深一点，“朝九晚五”就是“八小时工作制”的实例，大多数人如此，但也有很多人是“朝八晚四”或“晚八朝四”，工业时代用工作、职业定义每个人的朝与夕，定义“早晨”从何时开始。
工业时代的时间规制，是严格区分工作状态和个人状态、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管住了时间就安排了人生。个人状态、私人生活被称为“业余”，表明产业、职业才是时间规制谋划的核心，而人不是。人生不是为人而展开，这就是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异化。
“八小时”时间规制，有诸多要求，并被塑造为美德，例如严格守时、全神贯注，确保八小时内分分秒秒都在工作状态，这里强调了两种在场，一是身体的在场，人们必须集中到工作地点；二是精神的在场，人们必须排除私人事务，这就是“职业精神”。它后面有一种工业逻辑：机器操作或流水线式的工作流程设计，需要多人在一起，一时仅做一件事，这件事在流程中被切分到极为细小单调，例如反复去拧一种螺丝，以便每个人能像机器一样无差别地运作，效率就是“转速”与时间的函数。工业时代可以说是“时间导向”的时代。
这种时间规制首先是外部强加的，时钟就是法律和神，人在规定时间、到达规定地点从事满负荷的工作，社会文化与伦理宣教也发挥作用，渐渐内化为所有人的日常观念、公理性的社会知识，并通过时钟普及成为社会主导意识。久而久之，人们将“八小时”观念当成一种先验的道理，不再感到拘束，建立起适应模式，将八小时的无趣当成理所应当，从而获得了“自由”，所有人的个人生活都在服从于这一时间规制的前提下展开。
如同钟表这个“元机器”定义了工业时代，电脑作为新的“元技术”正在界定我们所处的时代。一切在信息和通讯的前提下展开，撬动了工业时代的时间规制。
我们知道，即使在工业时代，仍然有部分人是在“时间导向”之外的。作家、艺术家是受情绪召唤而工作，而非受工厂时间的召唤而工作，他们的时间由个人安排。即使在大规模作业体制之内，医生和记者需要的是“召之即来”、“随叫随到”，按照解决事件的逻辑去工作，而护士和排字房工人需要的是“坚守岗位”，时间上安排并不一样。一般来说，工业时代里，召之即来的时间灵活性职业通常具有更高的职业地位，而职业地位较低的员工通常有更严格的时间限制，本质上说，这就是大多数人受到时间限制而少部分人获得时间自由，但也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弹性的时间安排或许意味着更大的心理压力。
现在，随着信息和通讯在社会生活中的基元化作用，“事件导向”的时间规制逐渐生成了。远程工作、虚拟组织、网络办公等等，带来了工作与生活的重新融合，钟点的重要性降低了，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再度模糊起来，但并非农业时代、作坊时代那种无意识的模糊，而是“事件”变得越来越多、事件与非事件失去界限的模糊。钟点弱化不意味着时间控制的减弱，被称为“机德”的及时接响电话，保持24小时在线的即时通讯，就是事件导向下的时间规制要求。
工业时代的社会组织是工厂化的，时钟时间是分析性的，时间被视为同质、可分、线性、匀速、绝对客观，独立于物体和事件。虚拟社会的社会组织是多元化的，不同背景、不同专业、不同组织、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们协同工作，时间态度、时间心理和时间文化都变得复杂化、多元化了。一次做一件事的工业时代行为逻辑，正在被同时做多件事的信息时代行为逻辑所取代。大脑和行动中，时块更加碎片化，用于“并行运算”“多任务处理”，数字设备的器官化意味着人将随时随地处理各种事务。
新的时间规制，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直接检查工作过程，进行过程控制，确保工作时长，而是关注事件处理的结果；“永远在线”就是“永远在岗”，使“朝九晚五”之类的时段约定不再重要；“并行运算”和随机处理、马上就办，打乱了工业体系下的时序要求；完成任务的时限要求，因为协商而柔性化；日/周/月/年的时间节奏因为全天候在线、全球性应答而变成持续的伺服状态；建立在现场控制基础上的劳动，变成远程通讯控制，不得不采取适度信任；长时间亲身接触建立信任，变成了快速形成信任甚至以基本信任为前提；过程和耗时评价变成了业绩和结果评价……
总而言之，信息和通讯时代在塑造新的时间规制和新的时间管理、时间交往、时间文明，工业时代的社会时间机制和时间道德必将一点点地被蚕食，问题只是需要多久而已。建立在“实际”的时间控制和空间控制基础上的社会体制，面临时间和空间虚拟化、数字化带来的冲击，新的时间规制还难以详尽描述，但已是可以明显感受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