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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制造与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志。人类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不断寻求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的思考就是脑力劳动，也是科学劳动的开端。人类经历了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发明了制火技术、农业技术(制陶技术、冶炼技术)、以纺织机和蒸汽机为代表的蒸汽机技术和电力技术。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研制成功，以后经历了电子管、半导体、集成电路、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几代计算机的发展。计算机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信息加工工具。如果说人类制造的其他工具是人类双手的延伸，那么计算机作为代替人脑进行信息加工的工具，则可以说是人类大脑的延伸。?
人类的历史是地球史的几十亿年的两千分之一，而人类历史的99%以上的时间是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有自己的文化生活只有五六千年，而真正把科学技术广泛应用到生产上，并引起社会生产、生活的巨大变革还不到300年。普遍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人类社会进步起着推动作用，则只是近五六十年的事。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提供的知识和方法，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当今世界的国家经济、民族文化、社会生活、人民教育等各项事业，受到科学精神或生产技术的推动和引导。法国科学家狄德罗指出：“技术是为某一目的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阐明技术概念的这句话提出5个要点：1.把技术与科学区别开，技术是“有目的的”；2.强调技术的实现是通过广泛“社会协作”完成的；3.指明技术的首要表现是生产“工具”，是设备，是硬件；4.技缉埂光忌叱涣癸惟含隶术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规则”，即生产使用的工艺、方法、制度等知识，这就是软件；5.和科学一样，把定义的落脚点放在“知识体系”上，即技术是成套的知识系统。?
现代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及社会活动的增强，使人类对于环境作用的强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社会和经济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无不与基础地理信息相关。计算机的问世和数字测图技术的发展，为空间数据的获取、表达、存储和提供利用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人类活动范围，经历了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大气层，从大气层到外层空间的逐步扩展的过程。人类活动范围的每一次飞跃，都大大增强了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20世纪兴起的航空摄影技术，尤其是彩色与多光谱摄影，从根本上改变了300多年发展起来的地形图的测绘和生产过程。多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飞速发展，不仅为经济建设、科学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尤其是对地观测卫星系统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大气学、地质学、生物学、植物学、环境学、海洋学和生态学等大量多种地面目标信息，为地形图和各种专题的制作提供了快速、丰富、源源不断的资料。导航定位全球系统，解决了大范围、全球高精度快速定位问题。航空、航天及全球定位系统技术的发展，为地图制图提供快速、真实的资料源，采用高新技术，缩短了地图制作和更新的周期，降低了成本。?
从纸质地图发展到数字地图(电子地图)，反映了计算机技术在地图制图领域中带来的技术革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计算机地图制图研究。经过40年的努力，计算机地图制图有了飞速的发展，尤其在一些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算法和工艺研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丰富的数字制图软件进入市场，极大地改变了地图的制作和使用方式。计算机地图制图是研究根据地图制图原理和地图编辑过程要求，利用计算机及输入、输出设备，通过应用数据库技术和图形的数字处理方法，实现地图数据获取、处理、显示、存储和输出。传统的地图生产模式是由大比例尺到小比例尺依次派生，而遥感资料与大量GPS资料的获取，摄影测量和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成熟与完善，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可以直接编制大范围的小比例尺的地图，并极大地丰富了专题制图内容。数据的采集方法，除遥感资料以外，由于数字化软、硬件的推出，为大量现存模拟图和资料的数字化提供了高效的工具。地图投影及其变换的理论和方法，通过软件形式，用户可以灵活自如地进行数据处理与变换。地图电子编辑出版系统的推出，打破了传统的地图制图与出版的分工界限，友好方便的“所见即所得”的地图设计系统，方便有效的工具，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缩短了成图周期，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地图制作质量，使得地图手工生产方式逐渐被数字地图生产所取代。?
关于地图学的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地图学的理论也不断发展。现在人们把信息传输视为地图学的中心问题。按信息论的观点，地图是储存和传输空间信息的工具，它研究地理环境信息的传递、变换、表现、存储和利用。地图信息论不同于数学信息论，数学信息论是从数学角度来研究信息的存储、处理和传递的过程，目的是改善传递的速度和可靠性，而更加关注在此基础上能使信息接收者获取更多的信息，即输出信息可能大于输入信息。信息接收者由于其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可能解译获取更多的派生信息。?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计算机地图制图的延伸和发展。从其科学属性、方法和功能来看，与地图制图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系列比例尺地形图、地图集从某个角度上可以看成为模拟的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和专题信息系统。空间可视化技术实现对无边无际、无缝连续的现实世界提供了一个多尺度的、多维的、多时态、多种信息源的可视域，通过海量数据管理、制图综合技术或对多尺度基础地理信息的组织，可以从宏观到微观，从过去到现在以及将来，实现大范围的空间漫游和纵深方向的信息检索查询。超媒体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可参照基础地理信息实现连接和叠加，也可根据需要选取或屏蔽。信息既可是图形、图像、统计数据，又可是声音、录像多媒体信息、根据各种分析模型或直观明了的空间分布和相关信息显示，能够综合认识某一事物的特征和分布规律，便于进行分析和决策。随着网络技术尤其是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发展，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利用，为地图提供进入千家万户的服务模式提供了技术平台，同时“e”电子信息技术也向地图学提出了新的挑战。GIS大有融入IT的趋势。仿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空间数据仓库都是当前地图制图领域研究的热点课题。?

社会形态的三阶段和工具发展的三阶段
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以下引用此文不再加注）对于马克思的这个理论观点，有人把它解释为关于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的理论，也有人把它解释为关于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的理论。本文将简要地阐述一种工具发展史角度的解读，希望能深化我们对马克思的这个理论观点的理解。
在本文中，工具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它可能仅指手工劳动工具，但也可能指包括手工工具和机器在内的所有的劳动资料，甚至可能是一切物质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总称。
一、“手工工具时代”和“人的依赖性”的阶段
人的起源和人的本性问题最初是一个神话问题。不同民族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神话。在古希腊神话中，人是带着普罗米修斯所“偷”来的火和制造技术而来到世上的。在神话中，天神才是工具和技术的创造者，所以，这个神话的寓意实际上是认定“人是工具的使用者”。应该说，这是一个天才的猜测。希腊神话是产生希腊哲学的温床。哲学诞生之后，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继续了神话时期的先民对人的本性这个问题的思考；但哲学家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却抛弃了神话时期的那个把人看作是“使用工具的动物”的猜测，他们提出和阐述了一种把人看作是“理性动物”即“人是理性人”的新观点。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产生于“闲暇”。自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家都是闲暇的、远离体力劳动的“脑力工作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手持工具干活的劳动者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卑下的，社会的基本现实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于是，作为劳心者的哲学家在思考人的本性时很自然地也就把人看作是“理性人”了。普特南曾谈到过一种虚构的“缸中之脑”——假设的被从人身上切下来并放在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的营养液的大缸”中的大脑，他说，“哲学家们经常讨论这样一种科学虚构的可能性”（普特南，第7页）。虽然这个“缸中之脑”模型提出甚晚，但我们实在可以说：这种“缸中之脑”就是古今众多哲学家所提出的关于人的本性的许多理论的“直观模型”。
在18世纪，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的富兰克林把人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而不单纯是工具的使用者。这是对人性的认识中的一个新进展。
在哲学史上，哲学家先是抛弃了古希腊神话中隐含的关于“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的天才猜测，后来，哲学家又未能“率先”在哲学上把人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应该说这实在是哲学发展史上发生的一个“系统性偏差”和“系统性失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实现了一场哲学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建立了唯物史观的一般理论，而且对人的起源和人性问题也作了许多深刻、精辟的分析和论述。他们明确指出：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注1）恩格斯说，人类起源于劳动，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3页）。
劳动不但是人类起源的秘密之所在，而且在人类起源之后，劳动还是人类社会持续存在的基础。没有劳动，人类社会就要崩溃，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看作人的最基本的本性；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把“人的形象”从传统哲学的“缸中之脑”的形象改变成了“手持工具进行劳动的劳动者”的形象。
动物的“本性”就在动物“自身”之“中”而不在该动物的“自身”之“外”，动物依靠“自身”的特性即自己的“本性”为生。例如，老虎的“自身”体现着老虎的本性，老鼠的“自身”体现着老鼠的本性，老虎和老鼠的“本性”都不在其“自身”之“外”。可是，人类的本性却不是单纯体现在人的“自身”之“中”的，人类也不是单独依靠自己的生理身体为生的。人是依靠“（生理）自身”加上“身外”的工具一起才“存在”于、“生活”于世界上的；人的本性不但“体现”在“自身”之中，同时还“体现”在“身外”的工具上。不但人的劳动离不开工具（使用工具进行劳动），而且人的生活也是离不开工具（人的衣、食、住、行都要利用“工具”或“器具”）的。如果没有了身外的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工具，人的“生存”就无以区别于动物的“存在”了。
人是社会性、“群集”性的动物。劳动活动和劳动过程不但是人和物质自然界相互作用的活动和过程，而且是人与人交往和互动的过程。马克思说，人类社会形态的第一阶段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马克思又指出“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很显然，后者乃是前者的深层基础或深层原因。
为什么在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阶段中，人只创造出和拥有手工工具。因为劳动者只有简单的手工工具，于是人的生产能力也就只能处在这一水平上。
在认识和评价手工工具时，一方面，从它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因素和人类发展第一阶段社会持续存在的条件和基础来看，我们必须高度评价手工工具的作用和意义；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又需要承认手工工具毕竟还具有初级性、简陋性和孤立性的特点。
生活在蛮荒的大自然中，人的力量是很柔弱的，柔弱的人又只有简陋的手工工具，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的人的力量就是“双重”的柔弱了。面临严酷的生存压力而又“双重柔弱”的人类就不得不更加依靠“集体”（血缘关系）的力量了。于是，“人的依赖性”就成为了社会形态的一个基本性质和特征了。
人的依赖性、孤立生产和手工工具这三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是应该而且必须从这三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来认识、分析和考察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形态的。
二、“机器时代”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承认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更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一般性地承认世界历史有一个发展过程，而是必须把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发展史这个方面放在基础的位置上。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这个世界历史过程不是如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实际的、留下了踏实的劳动的足迹的过程，是一个“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由于工具的发展水平是劳动水平和发展阶段的最直接、最突出的表现和标志，于是，工具的“形态”也就成为了表现和标志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最直接、最无可辩驳的证据。
在古生物学中，我们是通过动物的“自身”——首先是动物的骨骼——来认定动物的存在和该动物的特性的。而对于人和社会的发展来说，对于所谓半坡文化、仰韶文化、青铜时代来说，我们就不但需要通过人的遗骸，而且更要通过考古发掘出的工具和器物，来“证明”该时期和该地域的人的存在和当时的人群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的位置。我们不否认福柯所强调的进行“知识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更加看重“工具考古学”的重要性。马克思《资本论》一书中有许多属于进行“工具考古学”研究的内容，可以说马克思已经开辟了进行“工具考古学”研究的新进路。可是，这个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研究进路几乎被后人完全忽视了。
人类的进化不同于动物的进化。动物的本性就“存在”于其“自身”之中，于是，动物的进化过程就和动物“自身”的进化过程成为了合二而一的、不可分离的过程，例如从始祖马到现代马的进化历程直接地就表现在动物“自身”的“骨骼”进化“之中”。而对于人就不然了，因为人的本性并不单独存在于其“自身”“之中”，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的历史发展（进化）首先表现为“人身之外”的工具的进化过程。我们有充分理由把工具看作是“个人”的“外骨骼”和“社会”的“骨骼”。人的“身体”在最近数万年的进化史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身”的结构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变化，而在这段时间中人所制造、所使用的工具却不知发生了多少“代（工艺和产品‘更新换代’之‘代’，即小阶段）”的变化了。与动物的进化不同，人的进化的基本方式不再是“自身”的进化而首先是“外体”的进化——尤其是工具的进化和用具的进化。
如果说动物只有DNA形式的遗传基因，那么，人之作为人和人之成为人就不但是因为人有人类的遗传基因，而且更是因为人类有了自己的“文化基因”。在构成人类的文化基因的成分中，某个时期的人所特殊拥有的工具类型就成为了文化基因的最重要的成分了，也许我们可以直接地称其为“工具基因”。
从哲学上看，研究工具考古学的重大意义就是要具体展示人的“外骨骼”和“社会骨骼”的“进化历程”，揭示社会形态、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发展的具体历程。
唯物史观绝不否认人的善恶本性问题的重要性，但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的本性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方面乃是人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和特性。劳动，即制造和使用工具，不但是人类历史起源的秘密之所在，而且是任何时期——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时期——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基础和外部展现。如果离开或排除了对工具发展史的研究，那么，对人类发展历史的研究就难免会成为对“空中楼阁”的研究。
虽然应该承认工具进化史的细节研究是属于技术史范畴的研究，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和深刻认识：工具进化史是人性和人类社会进化史的直接体现和深层基础。马克思说：“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页）马克思又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离开了对工具进化史的研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揭示人性和人类社会的进化和发展的历史。在马克思之前的众多哲学家和在马克思之后的许多哲学家在研究社会形态问题和人性发展问题时，只注意研究道德的进化史、思想的发展史、政治的发展史，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工具进化史、人工物的进化史，这就使他们的研究成为有根本缺陷的研究。
揭示工具进化史、生产发展史、人性发展史、制度发展史、社会形态发展史、交往发展史的内在联系、相互关系和互动过程，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就是一个在宏观上把工具发展史、人性发展史、社会形态发展史、生产发展史、交往发展史融会在一起的理论。
人类历史在经历了以人的依赖性、孤立生产和手工工具为特点的第一阶段之后，人类社会便进入了第二阶段：以机器、大生产、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
马克思说：“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变为机器”。（马克思，第408页）马克思又指出：“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同上，第410页）机器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各有其功能和重要性。马克思指出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同上），而许多人又认为发动机（蒸汽机）的出现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重要的标志。机器在进一步发展中，又有了控制机这个组成部分，于是机器的结构和功能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上。
有了机器也就有了与以往的小生产（使用手工工具的孤立生产）不同的大生产。大生产与孤立的小生产在性质和范围上都是有根本不同的。有了大生产，这就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机器系统的出现，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使得社会在“宏观”生产方式和“缉埂光忌叱涣癸惟含隶微观”（与微观经济学相当的“微观”）生产方式方面都不断地发生变革，并且还派生了一系列其他方面的变革。马克思说：“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马克思，第423页）
在机器时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由于大生产的结果，社会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比以前大大地丰富了，人不再像以往时代那样主要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而是主要生活在人工物的环境之中了——这就是现代“北京人”和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所生活的环境和条件的巨大差别。
机器大生产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在马克思对这个阶段的性质和特征的完整表述中有两个要点——“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独立性”，二者是不可分割、密切联系的，同时二者又是有“主”“次”之分和特定的同时性和历时性互动关系的。
应该特别注意和强调指出的是：从马克思的“本文”来看，“物的依赖性”是修饰“人的独立性”的，“人的独立性”是中心词，“重心”是落在“人的独立性”上的。可是，我国许多学者在“概括”这个社会形态时大都把它“简称”为“物的依赖性”的时代。如果所有的作者和读者都时时刻刻地“记住”他们所说的这个“物的依赖性”的时代只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的“简称”，那么，我们可以理解这只是一种虽不够恰当但也许是迫不得已的做法。可是，如果有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只记得“物的依赖性”这个“修饰语”而忘记甚至排除了“人的独立性”这个“中心词”，那就不恰当和不能接受了，因为这种“简称”在很大程度上误解、偏离甚至背离了马克思的本意；人们是不应在“简称”一个由“修饰词（语）＋中心词（语）”构成的词组时只“保留”“修饰语”而“删除”其“中心词”的。毫无疑问，强调“中心词”的地位和作用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修饰语”的地位和作用。在马克思本人的完整表述中，“修饰语”和“中心词”是不可分割、互相渗透的。我们既不应只见“修饰语”而忘记“中心词”，也不能只见“中心词”而忘记“修饰语”。如果只见“修饰语”不见“中心词”，那无异于喧宾夺主；如果只见“中心词”不见“修饰语”，那就类似于侈谈空中楼阁。
关于“人的独立性”对物的依赖关系是一个大问题。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依赖性”，其基本含义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却成为对人来说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人依赖于物和受物的统治。本文主要是从工具发展史的角度来谈问题，限于篇幅，在此只能简单地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由于人能够创造和使用工具，这才使人有了“独立性”；如果离开了对工具的创造和使用，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了。人的独立性不但是存在于“依赖于物”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人的独立性还是不可避免地必须与工具“协同发展”和“协同进化”的。
其次，这里所说的“物的依赖性”主要是指人对“人所创造的人工物”的依赖性，而不是一般性地指对“天然物”的依赖性（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否认这一点）。由于人工物是人所创造的，所以，我们就必须看到：在这种“物的依赖性”中不但“直接”体现着人对物的“依赖性”“本身”，而且在这种“物的依赖性”中还“体现”着和“反映”了“人的独立性”。这就是说，这种“物的依赖性”一方面是“人的独立性”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独立性”的“基础条件”和直接的“体现者”。
第三，所谓“物的依赖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人与自然即人与物的关系方面（物的使用价值方面）的“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社会关系方面（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制度类型、交往关系等）的“物的依赖性”。在理解所谓“物的依赖性”时，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个方面都是非常复杂和表现形式极其多种多样的。
第四，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所谓“物的依赖性”以另外的标准划分为两种类型：“正常形态”的“物的依赖性”和“异化形态”的“物的依赖性”。对于“异化形态”的“物的依赖性”，哲学家已经进行了许多分析和研究，他们的许多分析和观点我都是赞同的。否认存在“异化形态”的“物的依赖性”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本文没有多谈异化问题，仅仅是因为本文的理论重点不在这个方面。本文的重点是想强调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除了异化形态的“物的依赖性”之外，也还存在着“正常方式”和“正常形态”的“物的依赖性”，哲学家是不应忽视对“正常方式”和“正常形态”的“物的依赖性”的研究的。
三、“社会基础设施时代”和“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
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与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相比，人类历史进入第二阶段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由于异化形式的“物的依赖性”的存在等原因，这个进步又成为了一个有严重局限性和严重缺陷的进步。所以，人类还需要为进入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而进行新的努力。
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第三种形态在性质上有三个要点：“个人全面发展”、“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和“自由个性”。前二者是对这个社会形态的“基础”的说明，后者是说明社会第三形态的整个“词组”的“中心词（语）”。
由于在比较近期的将来还不可能建成这第三种社会形态，所以人们也就不可能对这第三种社会形态的状况和内容有十分具体的说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有在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模式、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交往方式、新的生活方式和人的存在的新形态的互相结合和互相促进中，新的社会形态——也就是共产主义才可能建成。
许多人都向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可是，“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不是可以凭空产生的。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都只能是一个空洞、虚幻的空中楼阁而已。
我国许多学者都承认共产主义社会是需要有物质基础的，但他们在谈到这个物质基础时往往都只限于使用“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物质产品极大丰富”这样内容空洞的文句。应该承认，这种说明仅仅是一个关于“量”的模糊说明，它还不是一个关于“质”的规定性的说明，而在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显然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因为，如果与原始人相比，我们未尝不可说现代的发达国家已经是“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了，但现代的发达国家无疑地还远远没有建成社会发展的第三形态。所以，我们必须在理论上重视研究关于社会第三种形态的物质基础的“质的规定性”和比较具体的形态特点的问题。本文最后对此问题谈一些“三言两语”式的看法。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性因素”。可以肯定：在社会发展的第三形态中，应该出现与“机器时代”相比具有“超越性”的新的生产工具的类型。在生产工具发展史上，最早的机器是在“手工工具时代”就出现了，但那些“孤立的机器”并未能形成一个“机器时代”，所以这无妨于我们肯定当时的时代性质仍然是“手工工具时代”。同样地，我们也可以断言：标志社会发展第三阶段特点的“生产工具系统”也不可能是在一夜间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的“萌芽”形态是必然会在“机器时代”中就“冒出来”的。那么，在社会发展第三阶段出现的“生产工具系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工具系统”呢？
马克思说社会发展的第三形态是建立在“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对于未来社会物质基础的天才预言和“经济学性质”的界定。在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机器时代”还处于它的上升期，那时的人们（包括马克思在内）还无法想像未来的新的社会形态的比较具体的物质基础究竟是什么“技术类型”的。可是，当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已经有理由说：未来的新的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的“萌芽”已经在20世纪“冒”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基础设施”。
所谓“社会基础设施”和“机器”相比，二者在形态、结构、功能、潜力及其与人的关系上都是有很大区别的。“社会基础设施”是对“机器”的一种“超越”。例如，互联网就是一种“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infrastracture）。我自然不会认为现在的互联网已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了，但我们似乎有理由肯定现在的互联网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的“萌芽”（请注意“萌芽”二字）。
从社会物质基础来看，如果说机器时代是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那么，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就是“全人类的社会基础设施时代”了。由于这第三种社会形态不是一种局域性的社会形态，而只可能是一种全世界共同性的社会形态，所以，这里所说的“社会基础设施”就不单纯是局域的或某个国家范围内的基础设施，而必定是指“全世界和全人类性的社会基础设施”了。机器是可以被个人所拥有的，机器时代和“私有制”是相容的；而“全世界和全人类性的社会基础设施”是不可能仅仅被个人拥有的，它必然地是共同的社会财富，所以它必然要求出现新的社会财富形式。虽然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未来社会形态中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具体“样态”和具体运行状况，但我们似乎可以预见：在未来新社会形态的“社会基础设施”的“运行”中，将出现新形式的生产和生活的统一、个人和社会的统一、自由和约束的统一、理想和现实的统一。
参考文献
马克思，1975年：《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人民出版社。
普特南，希拉里，1988年：《理性·真理与历史》，李小兵、杨莘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从服饰看社会的进步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批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
中国服饰如同中国文化，是各民族互相渗透及影响而生成的。汉唐以来，尤其是近代以后，大量吸纳与融化了世界各民族外来文化的优秀结晶，才得以演化成整体的所谓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服饰文化。
中国古代裙式的流行，始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一种前襟画有野鸡图形装饰的“翟衣”，就是被指令宫女服用裙的雏形。秦始皇元年，宫女受令，服用一些五色花罗裙，在殿堂内走来走去。隋代时，又为扩大着裙的范围，将一批罗裙赏赐给百官的妻、母和宫女。直到大唐盛世，妇女着裙形成定式。这种单体裙的出现，是我国服饰史上的一大创举。以它为中心的服饰朝代延续，对中、外裙式流行，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作用。
关于胡服，古代也有许多传说。在《安禄山事迹》中记载，“天宝初（唐），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其实胡服从西域被引进，并非仅只唐代天宝年间，而应向前推至公元前475年的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了战事需要，毅然吸收胡服特征改革军装。由此，“胡服骑射”成了典故，影响了以后的许多朝代，尤其是汉、唐时期，胡服冲击了传统的宽体袍装，形成了时尚“胡风”。
15世纪，满清皇族带着旗装入关，从而结束了几千年汉民族古老的传统服制
1911年，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同时割断了封建主义的尾巴——辫子，和繁复矫艳的躯壳--龙袍。制服的引进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高见。中山装的流行已近一个世纪，这一段历史之所以十分宝贵，在于它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观念。服装改革成为划时代的一页，这种改装，意味着生活方法的变化。
1949年，新中国建立。由于根本政治制度的变化，人们的着装意识，产生了质的飞跃。革命洪流彻底冲击了长久被压抑的精神世界。一种崭新的服饰形象——“列宁装”出现了，在短时间内突发性地漫天遍野地流行开来，当时报刊上并没有刻意宣传，广播中也没有专门介绍。这种自发的服装现象，这种震撼大地的革新，确实是受革命思潮的涌动而形成，是一种社会风气的根本转变。
服装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徽,一种符号,它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代表着国家的兴衰。
从服饰看生活，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社会的进步！
从物质生活看社会的进步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只有三种文明协调发展，才能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与活力。而物质文明的发展处于基础地位。
那么我们的生活究竟发生着怎样的改变呢？让我们从衣食住行这四方面来说吧！
衣：从前，人们对衣的要求不高，他们希望的只是穿暖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听奶奶说衣服都是做的，那么就需要用布票买布，那时侯除了新年有时会买些布来做衣服外，其他什么时候连想都不敢想。而且在那个时候如果有新衣服穿就会高兴好几天呢！而现在就不同了，什么颜色，什么款式都要精挑细选，有时一件衣服没穿几次，就扔在一边了。多大的差别呀！
食：听奶奶说，以前买米都要用粮票，那个时候一起干活，自家没有什么好东西，有时番薯成熟，大家一起挖好后，能分到几个，那时候大人们也总是要将这些留给小孩吃。奶奶还说，那时如果孩子多，就这样一年工作到头有时不但没得多，还要“倒贴”。那时吃的往往都是稀粥，很少有饭吃。但是现在吃饱就不用说了，不少人都有了挑食的习惯，吃的物质要讲究营养、环保等。
住：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一个改变了，从前爷爷奶奶住的是草房，爸爸妈妈住的是平房，而我们住的都是楼房。
行：从前出行都要靠双脚，就如所说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么现在呢，谁还走路？此外，在道路上有了很多的变化，从前是泥泞坎坷的小路，而现在都是宽阔平坦的公路，相当于“条条大路通罗马”吧！
不仅在衣食住行方面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其他的一些方面也发生了改变，例如现在人们都注重精神生活，享受欢乐。
总之，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正以巨人的步伐向前迈进！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以电机、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和德国首先开始，推动人类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电力的应用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推动了生产领域发生持久、深刻的结构性变革。电力工业、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构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四大新型支柱性产业；股份制公司日渐成为工厂企业的主导形式；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开始出现。1885年，德国工程师本茨和戴姆勒制成世界上第一辆内燃机动力的汽车，率先生产出首批作为商品出售的汽车，现代汽车工业由此起步。在内燃机推动下，汽车和飞机作为新型交通工具和产业部门迅速崛起。福特公司是20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汽车的运用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出行方式乃至社会生活的内涵。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成功研制出世界上最早的飞机，飞机是20世纪人类最便捷的交通工具。飞机的发明缩短了全球各地区之间的距离，加强了世界各地的联系和交流。
衣着方面：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出现了缝纫机、拉锁、尼龙、维尼纶、涤纶等。当代世界服饰发展的趋势表现为：回归自然，追求纯朴之美；效仿和追逐世界服饰潮流，巴黎、纽约、米兰、伦敦、东京五大服饰中心领导着世界服饰发展的潮流。饮食方面：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出现了甜菜糖、食品罐头、汽水、巧克力、糖精、口香糖、味精等。当代世界饮食发展的趋势有——科学化：为追求健康和长寿，低脂低糖食品风靡欧美国家；快餐业兴起：通过提高供餐速度、缩短等餐时间满足现代生活快节奏的需要；各国饮食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印度的饮食风靡世界；食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据专家预测，21世纪人类的常用食品中将有一半是人类从未曾吃过的食品。居住方面：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出现了电梯、钢筋混凝土建筑、高层建筑和摩天大楼。
人们的衣服从形式繁杂到大众化，从根据服装区分等级到服装的简洁实用；人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都较以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们不再住进洞穴，住进草木结构的房屋中，房屋的结构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住进了砖木结构房屋，或是钢筋水泥建筑；人们以车代步，先是马车，接着是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的出现使人们的在空间上征服了世界，人们的足迹开始遍布世界。
在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风尚习俗也在不断发生显著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后，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即逐渐对中国传统的消费方式产生了某些影响。鸦片战争后的清朝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社会风气中已开始出现某种崇洋的倾向，“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不过，最初的这种变化主要还只是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在一般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尚不普遍。到19世纪末，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已增至七十余个，清朝政府自开的口岸也有二十多个。于是，洋货在中国的倾销更加畅通无阻，已深入到广大的中小城镇，甚至在某些乡村也不难见到洋货。洋货的日趋普及，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消费方式的变革。
不仅如此，洋商还将西方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也直接引入到中国，包括在租界建西式洋楼和西式马路，参与赛马、赛船、网球、足球、业余剧社、公园或室内的音乐会等。同时，洋商还在中国创设许多与新生活与新消费方式直接相关的公用事业。在上海的租界，1862年即出现了第一条西式马路——静安寺路；1865年首次安装了煤气路灯，并建立了第一条陆路电报线；1874年法国商人米拉从日本引进第一批人力车；1882年英国商人创办的上海电光公司开始设置路灯；次年又架设自来水管首次放水；1908年有轨电车通车，1904年无轨电车也开通。所有这些，最初虽主要是服务于租界的外国侨民，但也无不影响到中国人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的改变。不久之后，在上海南市的华界也相继出现了电灯、电话、汽车、自来水，并仿照租界改建和新建了多条马路。如徐家汇一带“市面大兴，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并获得发展，更进一步导致普通民众消费方式的变革。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模式以及相应的消费方式都不得不发生变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破坏之后，许多人被迫离开土地进城当学徒和做工，连妇女也进入纱厂或丝厂谋生。这样，传统的消费方式自然随之改变。过去的家庭多是以土布自制衣服鞋帽，现在则以做工的收入购买包括衣服鞋帽在内的各种新式消费品。即使是在农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因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开始从事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手中拥有了一定的货币，从而得以购买一定数量的新式消费品。
在男耕女织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一般家庭做衣服的材料都是自行纺织的粗糙土布，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落后自然经济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富裕的达官贵族和富商大贾家庭，除采用手工纺织的土布外，比较豪华的衣料也是手工制作的绸缎，不可能使用精美的机制呢绒布料。到了近代，制作衣装的材料即发生了重要变化。除了贫穷闭塞的农村中许多农民仍继续自行纺纱织布做衣服，城市中已逐渐流行用“细密光泽”的机制布取代粗糙的土布。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先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倾销机制棉纱、棉布与呢绒，由于机制布较诸土布具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优点，因此为中国人所乐于接受。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都先后开始有人穿戴机制纱布和呢绒做成的新质服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原有的家庭棉纺织业也开始逐渐瓦解。随后，中国自行设立的纺纱织布厂以及呢绒厂相继出现。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不仅外国资本得以在中国直接投资设厂，而且中国私营机器织布厂大量设立，更进一步加速了家庭棉纺织业的解体，促使国人各种衣装服饰材料由土布向机制布转变。西方服式亦即西服的传入，对近代中国服式的变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有的记载说，中国人最早穿洋服，在鸦片战争后的沿海城市即已出现，但当时还为数甚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清末效仿洋人着西方服式的中国人逐渐增多，特别是买办在正式场合大都已较为普遍地身着西服。及至民国时期，西服则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西装革履已成为许多交际场所中的一种时髦。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获得了发展，商业文化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于尚处于转变过程之中，这一时期大中城市市民的服饰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无论是长衫、马褂，还是西服、中山服，穿着者均随处可见。
饮食方面，西餐传入中国之后，各种西式糖果、糕点、酒水也相应被引入到中国。与西餐相比较，西式糖果、糕点和酒水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其特点是甘香可口、整洁卫生、品种繁多，且便于携带和收藏，因而受到比较广泛的欢迎。加之商家在报纸上大做广告宣传，使其家喻户晓，日益畅销。受其影响，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华商创立的生产西式糖果、糕点和酿酒的工厂也越来越多，不仅使中国民族资本轻工业获得发展，也更进一步促进了传统饮食习俗的变迁。例如近代著名的侨商张振勋于1895年在烟台设立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借鉴国外酿制葡萄酒的技术与工艺，经过多年不懈的辛勤努力，终于酿造出能够与外国名牌抗衡的优质白兰地和葡萄酒，而且产量不断上升，最高年产量曾达到15万箱。
与中国人居住条件变化直接相关的是居民住房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商业不很发达的地区并不明显，而在商业繁华的大都市则十分显著，在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也不鲜见。在天津，小洋楼渐次取代北方的传统四合院，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夏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在杭州，西湖周围别墅大多为西式建筑，以至有人要将“欲把西湖比西子”的诗句改为“近来西子作西装”；在汉口，也是“中西厂肆，角胜争奇”。
不仅住房式样发生变化，连屋内的布局与陈设也相应有所改变，包括建有西式客厅，摆设西式家具，上层社会的富裕之家甚至建有西式花园。上海人“从前家中陈设不过榆树器具，及磁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房间，觉得寻常之极，一定要铁床、皮榻、电灯、电扇，才觉得适意”。
在“行”的方面，如果说火车、轮船为人们的长途旅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那么汽车、电车的诞生，则改变了城市居民短途行程所采取的传统方式。1901年，上海第一次有了汽车，据说是一位匈牙利人带入的。此后汽车不断增多，但主要是中外富商和达官显贵享用的高档奢侈品，一般老百姓根本无法享受。1906年2月天津就有电车开行，电车开通的当日，“搭客甚多，道傍观者如堵”。1908年上海的有轨电车诞生，1914年无轨电车也开通。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电车开行之后，才真正使市民能够以车代步。1924年公共汽车开通之后，又使市民的现代公共交通工具更加多样化。截至1949年，上海已有12条有轨电车线路，总长69公里；无轨电车线路9条，总长428公里；公共汽车线路23条，总长1386公里53。显而易见，人们得以用火车、轮船、汽车、电车取代步行和种种传统的落后交通工具，是与这些新兴行业的出现分不开的，因而也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
工业文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工业化使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